首页|学院概况|教学管理|学科建设|学生工作|党群工作
 
  教学资源
 教学资源 
 
  教学资源
您的当前位置: 首页>>教学资源>>教学资源>>正文
 
《左传》概说(二) -- 性质与体例
2009-09-09 17:17 李宏  审核人:

《左传》概说 --  性质与体例

 

 

(一)性质:解经之「传」

 《汉书‧艺文志》:
   〔仲尼〕以鲁周公之国﹑礼文备物﹑史官有法,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,据行事﹑仍人道,因兴以立功,就败以成罚,假日月以定历数,藉朝聘以正礼乐。有所褒讳贬损,不可书见,口授弟子。弟子退而异言,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,以失其真,故论本事而作传,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
  《文心雕龙‧史传》:

    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,伤斯文之坠,静居以叹凤,临衢而泣麟。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,因鲁史以修春秋。举得失以表黜陟,征存亡以标劝戒。褒见一字,贵踰轩冕;贬在片言,诛深斧钺。然睿旨幽隐,经文婉约,丘明同时,实得微言,乃原始要终,创为传体。传者,转也;转受经旨,以授于后。实圣文之羽翮,记籍之冠冕也。

 《史通‧申左》:
    寻斯义之作也,盖是周礼之故事,鲁国之遗文,夫子因而修之,亦存旧制而已。至于实录,付之丘明,用使善恶毕彰、真伪尽露。向使孔经独用,《左传》不作,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﹖盖语曰:仲尼修《春秋》,逆臣贼子惧。又曰:《春秋》之义也,欲盖而彰,求名而亡,善人劝焉,淫人惧焉。寻《左传》所录,无愧斯言。此犹传之与经,其犹一体,废一不可,相须而成。……儒者苟讥左氏作传,多叙经外别事,如楚、郑与齐三国之贼弒,隐、桓、昭、哀四君之篡逐;其外则承告如彼,其内则隐讳如此,若无左氏立传,其事无由获知。然设使世人习《春秋》而唯取两传也,则当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,俾后来学者代成聋瞽者矣。

   《史记‧十二诸侯年表序》说很清楚,左丘明作《左传》,实有见于弟子解经之纷歧,所以「具论其语,成左氏春秋」,所谓「具论其语」,指《左传》依《春秋》所记之事而备纂其相关事迹,也就是「论本事而作传」(此处「论」字都是编纂的意思)。如叶适所言:「《春秋》乃为孔子所修也,故《左氏》之始、终以之。」历史时间的洪流,恒绵延相续,原无所谓「起」﹑无所谓「讫」,「断代」实出自人文的建构。既然断代分期的记述方式乃出自人为设定,那么,除非有特笔删修之《春秋》,否则,便无所谓「春秋时代」。《春秋》一书既然是「春秋时代」的断代根据,那么,《左传》叙事同样始隐、终哀,「始、终以之」,正是以《春秋》为撰述的根据;而且,《左传》叙事,通常都有意对应《春秋》,以对应经文的时间和事件为中心而「原始要终」。凡此,绝非自然的巧合,而是左氏有意因《春秋》而作传的缘故。
    这样,藉由《左传》之「原始要终」,读者乃可以明了二百四十二年行事,进而寻绎其褒贬大义。此外,《左传》也以凡例﹑书法诸称及评论解释《春秋》,其为解经之「传」固无疑问。
  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:「说经家之有门户,自《春秋》三传始。」自汉至清二千多年之间,虽因三传门户之争,颇人「左氏不传《春秋》」的质疑,但基本上没有改变《左传》在经学里的地位。这点表现在传统文献书目如《汉书‧艺文志》、《隋书‧经籍志》等的书目之著录,十分明显。文献目录之学,向来注重「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」,亦即考察该著作的性质,并参照学术的发展源流,准此原则来归类、列目。那么,由书目著录一向将「《左传》」归属「经部春秋家」这现象看来,学者视此书为解经之「传」的学术认知是相当稳定的。清末皮锡瑞撰《经学历史》,学者逐渐正视「经学史」这个研究领域。从「经学史」的观点看,纵使如皮氏这般居于今文经学立场的论述者,也不能忽视《春秋》左氏学的源流,不能不述及《左传》学。盖经学传统中,固然不乏力持「左氏不传《春秋》」的异议者,但始终没有成为众所共认之定论。
    近人对《左传》的性质提出质疑,尤其是针对左氏学师承不明、体例与二传不同,及详于叙事等,认为它并非解经之传,这种见解似是而非。
    第一,汉代今文经学家最早质疑左氏「不祖孔子」﹑「不祖圣人」,「祖」指「祖述」,所谓不「祖述」孔子,主要又是呼应「师徒相传,又无其人」的质疑。今文经学家的质疑,不仅是出自门户之见,而且基本上乃是局囿于汉代师法﹑家法的观念。何况,汉代的今文经学家虽基于学派立场,极力抨击《左传》,却未从《左传》详于叙事的特点责难其「传」的性质。
    第二,历来学者视《左传》为解释《春秋》之「传」,不但没有忽视其「叙事尤备」,甚且还着意表彰这是左氏解经方式的一大特点。正如陈澧所言:「《左传》依经而述其事,何不可谓之传!」近人黄彰健指出:「《左氏传》与公、谷不同之处,主要在《汉书.艺文志》所说的,左氏『论本事而作传』……他的体裁遂与公谷不同。我们不能拘泥公、谷,而认为只有公、谷才是《春秋》经的传。」章炳麟曾以《周易》十翼之传为例来说明:十翼都是解释《周易》的「传」,而诸传解经,体例彼此不同:<彖传>专释全卦;而<象传>则既解卦辞、释全卦之义,也一一诠说六爻爻辞;<文言传>只针对<干><坤>两卦加以解说;此外,还有一种通论《周易》的<系辞传>。由十翼可知,解经之「传」不必限于特定的体例;而且,历来也没有学者因为<系辞传>非扣紧经文逐一解说,而质疑其「传」的性质。明乎此,则知《左传》是不是释经之「传」,既没有必要拘泥于《公羊传》﹑《谷梁传》二传的体例;也毋须因为《左传》没有完全扣紧《春秋》经文而质疑。
    第三,《公羊传》﹑《谷梁传》二传虽以书法义例解经为主,其实也颇有以叙事解经者,那么,怎能偏执叙事专属于史的偏见,用以质疑《左传》解经的性质?何况,《左传》除了以叙事解经,未尝不说明经之书法义例。详参下一小节对于《左传》解经方式的说明。

(二)体例:解经方式
     《左传》的体例,一言以蔽之,曰:编年叙事。首先,《左传》依经编年,也就是根据《春秋》的世次年月,依鲁国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、文、宣、成、襄、昭、定、哀十二公顺序,「以事系日,以日系月,以月系时,以时系年」(杜预语),所以同样属于以时间为纲领的「编年」体。其次,《左传》大体上对应着《春秋》经文以解经,这包括「叙事解经」与「论说经义」两大类。兹先列表图示,然后简要说明如下:

《左传》的解经方式
                    凡例


             书法义例:
                          书法诸称:「书」「不书」「称」「不称」等

       论说经义:  
      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「仲尼曰」
                评论:     「君子曰」
                      「礼也」「非礼也」等

      
      
叙事解经
    

      凡例:《左传》解释《春秋》,或「发凡以言例」,如「凡诸侯会,公不与不书,讳君恶也;与而不书,后也」之类。全书共有五十则凡例,这是对经文书法作概括性的解释。

    书法诸称:《左传》或标识「书」﹑「不书」﹑「先书」﹑「故书」﹑「书曰」﹑「追书」﹑「称」﹑「不称」﹑「言」﹑「不言」等,用以说明《春秋》书法。

    评论:左氏也以「礼也」﹑「非礼也」,或「君子曰」﹑「仲尼曰」等评论形式解经。「礼也」﹑「非礼也」这类解经事例约有127则,「君子曰」计有88则,「仲尼曰」有25则,散见于十二公各篇,它们主要是就叙事所涉及的人物或行事加以评论,但也有数则评论直接涉及经文解释。
    上述解经方式可以统称为「论说经义」。苏轼曾说:「〔《左传》〕盖依经以比事,即事以显义,不专为例,是以或言或不言。」所谓「例」,包括上述「论说经义」诸形式。《左传》诚然「不专为例」,因此,除了「论说经义」,又兼以「叙事解经」,两大类型相互关联,融贯为一整体,共同发挥解释《春秋》的功能。左氏﹑公羊与谷梁三传都兼用义例与叙事解释《春秋》。相较而言,则左氏「叙事尤备」,啖助说:「能令百代之下,颇见本末,因以求意,经文可知」,能「即事以显义」,这尤属《左传》特长。
    叙事解经:以叙事方式解释《春秋》,这是《左传》解经方式的特长,如<郑伯克段于鄢>、<赵盾弒其君>等等,不胜枚举(并参【附录:《左传》选读】)。
    三传皆以叙事解释《春秋》,由于《左传》往往比较详赡,向来受到较多关注,然而,偶尔也有《公羊传》﹑《谷梁传》叙事详于左氏的情形,如下面所述「伯姬」事件,公、谷二传不仅叙事,而且比《左传》详细。
    襄三十年《春秋》曰:「五月甲午,宋灾,宋伯姬卒。」《左传》解释说:
    甲午,宋大灾,宋伯姬卒,待姆也。君子谓宋共姬「女而不妇。女待人,妇义事也。」
伯姬为鲁女,成九年嫁宋共公,襄三十年时约六十岁,「待姆」而卒于这场火灾。《春秋》书曰「宋灾,宋伯姬卒。」《左传》记载此事十分简要,只点出宋国发生火灾,而伯姬死于此次火灾的关键因素在于「待姆」;然后,以「君子」的评论,表明褒贬。伯姬「女而不妇」,意谓「待姆」合乎未出嫁女子的规范,但嫁为人妇之后,则不必拘泥。这样看来,《左传》并不褒扬伯姬因「待姆」而卒的行事。相较之下,《谷梁传》曰:
    「五月甲午,宋灾,伯姬卒。」取卒之日加之灾上者,见以灾卒也。其见以灾卒奈何?伯姬之舍失火,左右曰:「夫人少辟火乎?」伯姬曰:「妇人之义,傅母不在,宵不下堂。」左右又曰:「夫人少辟火乎?」伯姬曰:「妇人之义,保母不在,宵不下堂。」遂逮乎火而死。妇人以贞为行者也,伯姬之妇道尽矣。详其事,贤伯姬也。 
    《谷梁传》于前﹑后直接训解经文﹑诠释经义,中间一段自「伯姬之舍失火」至「遂逮乎火而死」则是叙事。这篇传文由这两部分融贯为一,相辅而相成。盖叙事备述伯姬「以灾卒」之始末:火起时,左右劝伯姬走避,但伯姬坚持「傅母不在,宵不下堂。」不久,左右又劝,伯姬以保母未至,仍不下堂避火,于是「逮乎火而死」。可见伯姬原有机会避灾免死,但基于「妇人之义」,卒罹灾身亡。《谷梁传》藉由叙事,将伯姬临危仍谨遵妇义的贞行表显出来,伯姬之「贤」乃从而彰明较着。故传末藉此例明白申言说:「详其事,贤伯姬也。」说明《春秋》记「伯姬卒」乃是褒其贤。由此看来,《谷梁传》中述及事迹者,正用以解释经义,阐述其所以为「贤」,绝非钟文烝所谓的「意有所到,偶然详之」,似若了不相干之闲言语。盖褒奖伯姬,若只是着一「贤」字,则「空言」而已,详述始末,乃能「行事」彰明。然则,叙事详备,正所以明着伯姬之为「贤」,从而阐述经义。谷梁详叙事迹始末,用以表彰伯姬能贞行「妇道」,而所谓「妇道」,是必待傅母与保母,否则「宵不下堂」。相形之下,左氏仅用「待姆」概括而已,又由「待」而评议伯姬「女而不妇」。盖以为「妇义事也」,「女」与「妇」遵行的规范有别,「女」须「待姆」,而「妇」道则不妨审度情事而行。左氏﹑谷梁二传述事有详略之异,传闻之「妇道」又不一致,故褒贬也不尽相同。然而,二传褒贬取义都以行为事迹作为议论基础,这一解经进路却不谋而合。《公羊传》对伯姬「不见傅母不下堂」的行事也作了叙述,《公羊传》曰:
   「秋七月,叔弓如宋,葬宋共姬。」外夫人不书葬,此何以书?隐之也。何隐尔?宋灾,伯姬卒焉。其称谥何?贤也。何贤尔?宋灾,伯姬存焉,有司复曰:「火至矣,请出。」伯姬曰:「不可。吾闻之也,妇人夜出,不见傅母不下堂。」傅至矣,母未至也,逮乎火而死。 
    《公羊传》叙述伯姬之行事与褒贬取义,跟《谷梁传》大抵近似。不同的是,公羊此传是为「秋七月,叔弓如宋,葬宋共姬」这一经文而发,先解释宋共姬既为外夫人则何以书葬,既又解释经书「宋共姬」以褒其贤云云。依据《公羊传》的解释,经书曰「宋共姬」,其所以称「谥」乃是褒「贤」。然则,「何贤尔」?传自「宋灾,伯姬存焉」以下至「逮乎火而死」,叙述其行事始末,这正是解说其所以为「贤」。若《公羊传》解经止于「其称谥何?贤也。」则伯姬也者徒有「贤」名。「贤」之褒奖,仅止空言;唯有详述行事,伯姬之所以为「贤」,始能「深切著明」!这样解释经义,正与《谷梁传》「详其事,贤伯姬也」的解经进路若合符节!
    总之,叙事诚然是《左传》解经的特色,然而,有两项误解须郑重厘清。一则,《左传》除了以叙事解经,同样也以书法义例等方式解释《春秋》;二则,很多人以为只有《左传》才以叙事解经,这其实也是误解,由上述「宋共姬」的例子可知,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也同样运用叙事以解经释义。(并参【附录:《公羊传》选读】【附录:《谷梁传》选读】)。
    此外,《左传》释经,取径于叙事,有些内容似与经文没有直接连系,其实是以经之记事为中心而「原始要终」,多数所谓的「无经之传」,可作如是观。至于「无传之经」,可能是不必解释,可能是欠缺材料而阙疑,这原本是经解的寻常现象,远的不谈,就以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而言,二传之中的「无传之经」,多矣。至于「续经」至「孔子卒」,则是为了凸显孔子与《春秋》的关系,这跟公、谷记「孔子生」,殊途而同归。或谓「孔子生」是此为公、谷二家经文,或谓此为二家之传。若是前一种说法,等于是在《春秋》原书之外凭添一则经文,是一则「无传之经」,其用意「续经」类似,也是凸显孔子与《春秋》的关系;若是后一种说法,则「孔子生」便是一则「无经之传」。「续传」则是因应「续经」而有的,而且具有「终《春秋》」的意义(以上,另可参考张素卿:《叙事与解释──左传经解研究》第三章第三节,页177-201)。

  
关闭窗口
   
 
 

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网站   版权所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