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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传》概说(三)—— 流传与价值
2009-09-09 17:20 李宏  审核人:

《左传》概说 —— 流传与价值  

   

流传──传授源流及经解要籍

  

1.战国初年,左丘明作《左传》

    依司马迁,左丘明「惧弟子人人异端,各安其意,故因孔子史记,具论其语,成《左氏春秋》」。这跟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在战国时代先口授相传,至汉初始着于竹帛的情形不同。依章炳麟、 张以仁 先生等推考,左丘明的年代,大概与孔门弟子如子夏﹑曾子等相当,曾亲见孔子,而年龄小约四十岁,而撰写《左传》以解释《春秋》应该在战国初年。

2.战国时代的流传之迹
     《左传》着成之后,据说传予曾申、吴起、吴期、铎椒、虞卿、荀况等人。其中,铎椒为楚威王时人,抄撮《左传》,成《铎氏微》四十章;虞卿,在赵孝成王时,曾采《左传》,成《虞氏春秋》八篇。另外,晋太康年间发掘出土的「汲冢书」(盖为战国魏襄王的墓葬)中,有一部书名为《师春》(可能是原有的题名),专门纂录《左传》中关于卜筮的文字。大陆学者李学勤认为新近出土战国文献《春秋事语》(原无篇题,整理者订定的名称),大概也是《铎氏微》、《虞氏春秋》一类的文献,亦可左证《左传》在战国时代的流传之迹。

3.汉代的流传脉络
《汉书‧儒林传》:
      
汉兴,北平侯张苍,及梁太傅贾谊、京兆尹张敞,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。谊为左氏传训故。授赵人贯公,为河间献 王 博士。子长卿为荡阴令,授清河张禹长子。禹与萧望之同时,为御史,数为望之言左氏,望之善之,上书数以称说。后望之为太子太傅,荐禹于宣帝,征禹待诏,未及问,会疾,死。授尹更始,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、胡常。常授黎阳 贾护季 君,哀帝时待诏为郎。授苍梧陈钦子佚,以左氏授王莽厔将军。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。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、刘歆。

《隋书‧经籍志.序》:
       左氏,汉初出于张苍之家,本无传者。至文帝时,梁太傅贾谊为训诂,授赵人贯公。其后刘歆典校经籍,考而正之,欲立于学,诸儒莫应。至建武中,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。时陈元最明左传,又上书讼之,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 左氏 博士。后群儒蔽固者,数廷争之。及封卒,遂罢。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。永平中,能为左氏者擢高第、为讲郎。其后贾逵、服虔并为训解。至魏,遂行于世。晋时,杜预又为经传集解。谷梁范宁注,公羊何休注,左氏服虔、杜预注,俱立国学。然公羊、谷梁但试读文,而不能通其义。后学三传通讲,而左氏唯传服义。至隋,杜氏盛行,服义及公羊、榖梁浸微,今殆无师说。 
        汉代《左传》流传的重要代表人物,首推刘歆。虽然刘歆之后,学者日众,如贾徽、贾逵、陈元、郑众、马融等俱传习而撰有著作,但大体仍以民间流传为主。
4.东汉,郑玄著书与何休论辩,左氏古学遂兴
《后汉书‧郑玄传》:
        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着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癈疾》,玄乃发《墨守》、针《膏肓》、起《癈疾》,休见而叹曰:「康成入吾室,操吾戈,以伐吾乎!」……玄答何休,义据通深,由是古学遂明。

〔清〕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:
     郑 君注《左传》,未成,以与服子慎(见《世说.文学门》),而不闻注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,是 郑 君之治《春秋》,以《左传》为主也。 
      根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郑玄原本有意注解《左传》,但尽与服虔,他对《春秋》三传的看法,主要见于与何休辩论的三书之中。大体看来,当如陈澧所言,「 郑 君之治《春秋》,以《左传》为主也」。因此,何休、郑玄著书论辩,正是《春秋》今文学、古文学盛衰消长的转折点,《后汉书》所谓「由是古学遂明」是也。

5.魏晋南北朝隋唐:左氏日盛,杜预《左传》学尤尊显
       自魏以降,古文学取代今文学,就《春秋》学而言,则是左氏学凌驾公、谷二学的局面。同属《左传》学,而南、北好尚不同,大抵北学宗服虔之注,南学则以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最受推崇而盛行。唐人修「五经正义」以统一经义,其中,《春秋正义》取左氏传、杜预注。于是,《左传》正式取代《公羊传》,成为解释《春秋》的「正义」;而《左传》学中,又以杜氏之学,长期成为主流。

6.清代学者辑佚汉儒旧注并为疏证
        清人认为长期流传的杜预注并不完美,而且缺失甚多,致力于匡正杜注者,可以顾炎武《春秋杜解补正》为代表。自惠栋《春秋左传补注》、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始,很多学者致力于辑存久已失传的汉儒旧注,藉以取代杜注,李贻德《春秋左传贾、服注辑述》可为此类著作之代表。清人一方面辑佚,一方面加以疏证,基本上乃依据汉魏旧注,另撰新注疏以取代杜注、孔疏,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是最有代表性的成果。

价值
       《左传》为解经而作,让后人得以明了《春秋》之「文」、「事」与「义」,无疑具有经学价值。两汉重视今文学,属于古文学的《左传》一度受到排抑,魏晋南北朝时逐渐盛行,至唐代修「五经正义」,其中的《春秋正义》,便是依据《左传》,换言之,其经学地位在汉代之后长期凌驾公、谷二传之上,就是晚清公羊学重振之时,也没有完全改变这种状况。《左传》在历经质疑和挑战中,才更加显露出其价值。现代学术中,诠释学、叙事学探究愈深入,愈发使人注意《左传》叙事在解经释义上的特点和优越之处。
      《左传》依《春秋》以编年叙事,呈现「春秋时代」的行事风貌,因而也具有史学价值。以「子不语怪力乱神」,确立人文精神的指标而言,《左传》具体呈现了「春秋时代」由以祭祀活动为生活中心,转向人文世纪的轨迹。「春秋时代」之整体文化图象,乃由「人」的行为表现——包括言与行,而其所表现者也就是「行事」,以及事与事之间的因果关联所构成。注意力的焦点由鬼神转向「人」自身,确立「人」为自行为负责,此一观念实由孔子奠定基础,《左传》依以叙事,翔实记载当时的人物行事,也反映出此一人文意识勃兴的重要历程。 钱穆 先生认为:《左传》是研究中国古史的一个基准,此一观点很值得留意(详参钱穆:《中国史学名著》<左传>章)。
      《左传》不仅具有经学价值、史学价值,也极富文学价值。唐宋古文运动以来,《左传》常被引为「古文」的范式,各种「古文」文选或多或少都会选录《左传》文章,由此可见一斑。梁启超下面这段话常被引述,颇具代表性:
      《左传》文章优美,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--如五大战役等,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,情节叙述得极生动而简洁,可谓极技术之能事。其记言文渊懿美茂,而生气勃勃,后此亦殆未有其比。又其文虽时代甚古,然无佶屈謷牙之病,颇易诵习。故专以学文为目的,《左传》亦应在精读之列。  

   

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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