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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穆《國史大綱〈前言、引論〉》 (来自:大家文摘)
2013-06-26 17:52 天汉史学社  本站摘录 审核人:

錢穆《國史大綱前言、引論

 

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:

    一、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,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,對其本國已往歷史,應該略有所知。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,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。

    二、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,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。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,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。

    三、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,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,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,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。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,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。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,一切諉卸于古人。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。

    四、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,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。否則其所改進,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,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。換言之,此種改進,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,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,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引論

    一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,舉其特點有三。一者“悠久”。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4600餘年。從《古竹書紀年》載夏以來,約得3700餘年。夏472,殷496,周武王至幽王257,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2681。二者“無間斷”。自周共和行政以下,明白有年可稽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,下至民國紀元2752。自魯隱西元年以下,明白有月日可詳。春秋編年從此始,下至民國紀元2633。魯哀公卒,左傳終,中間65年史文稍殘缺。自周威烈王23年資治通鑒托始,至民國紀元凡2314年。三者“詳密”。此指史書體裁言。要別有三:一曰編年,此本春秋。二曰紀傳,此稱正史,本史記。三曰紀事本末,此本尚書。其他不勝備舉。可看四庫書目史部分類。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,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,因此益形成其繁富。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,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,則我華夏文化,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。

     然中國最近,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。何言之?“歷史智識”與“歷史材料”不同。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,是為歷史。其經記載流傳以迄今者,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,而非吾輩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。材料累積而愈多,智識則與時以俱新。歷史智識,隨時變遷,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,有親切之聯絡。歷史智識,貴能鑒古而知今。至於歷史材料,則為前人所記錄,前人不知後事,故其所記,未必一一有當于後人之所欲知。然後人欲求歷史智識,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。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,則所謂“史”者非史,而所謂“識”者無識,生乎今而臆古,無當于“鑒於古而知今”之任也。

 

    今人率言“革新”,然革新固當知舊。不識病象,何施刀藥?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,蠻幹強為,求其實現,魯莽滅裂,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。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,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。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,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,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。故所貴于歷史智識者,又不僅于鑒古而知今,乃將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。

    且人類常情,必先“認識”乃生“感情”。人最親者父母,其次兄弟、夫婦乃至朋友。凡其所愛,必其所知。人惟為其所愛而奮戰犧牲。人亦惟愛其所崇重,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。求人之敬事上帝,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,不啻當面觀體焉,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,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。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。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,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,此其異耳。人之父母,不必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;人之所愛,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,而無害其為父母,為所愛者。惟知之深,故愛之切。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,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。此民族中之分子,對其民族,必無甚深之愛,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戰而犧牲,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。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,以為無足重視;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,懵無所知,而猶空呼愛國。此其為愛,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,如農人之愛其牛。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,彼豈複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!凡今之斷頭決胸而不顧,以效死於前敵者,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,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;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,實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。

 

   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,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。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,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瞭解。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智識,其要在此。

    二略論中國近世史學,可分三派述之。一曰傳統派,亦可謂“記誦派”。二曰革新派,亦可謂“宣傳派”。三曰科學派,亦可謂“考訂派”。“傳統派”主於記誦,熟諳典章制度,多識前言往行,亦間為校勘輯補。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。其次曰“革新派”,則起于清之季世,為有志功業、急於革新之士所提倡。最後曰“科學派”,乃承“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”之潮流而起。此派與傳統派,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,路徑較近;博洽有所不逮,而精密時或過之。二派之治史,同於缺乏系統,無意義,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,與當身現實無預。無寧以“記誦”一派,猶因熟諳典章制度,多識前言往行,博洽史實,稍近人事;縱若無補於世,亦將有益於己。至“考訂派”則震於“科學方法”之美名,往往割裂史實,為局部窄狹之追究。以活的人事,換為死的材料。治史譬如治岩礦,治電力,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,亦于先民文化精神,漠然無所用其情。彼惟尚實證,號客觀,既無意于成體之全史,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。

    惟“革新”一派,其治史為其有意義,能具系統,能努力使史學與當前現身相綰合,能求把握全史,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。故革新派之治史,其言論意見,多能不脛而走,風靡全國。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,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。雖然,“革新派”之于史也,急於求智識,而怠於問材料。其甚者,對於二、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,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,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,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。因此其于史,既不能如“記誦派”所知之廣,亦不能如“考訂派”所獲之精。彼於史實,往往一無所知。彼之所謂系統,不啻為空中之樓閣。彼治史之意義,轉成無意義。彼之把握全史,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。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,特激發于其一時之熱情,而非有外在之根據。其綰合歷史于現實也,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。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,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。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者,智識既不真,事功亦有限。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,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,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,乃最為無識也。

    三 所謂“革新派”之史學,亦隨時變遷。約言之,亦可分為三期。其先當前清末葉。當時,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,厥在“政體”。故彼輩論史,則曰:“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,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。”彼輩謂:“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。”彼輩於一切史實,皆以“專制黑暗”一語抹殺。彼輩對當前病症,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。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,則此等議論,亦功成身退,為明日之黃花矣。繼“政治革命”而起者,有“文化革命”。彼輩之目光,漸從“政治”轉移而及“學術思想”,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,亦轉集於“學術思想”之一途。故彼輩論史,則曰:“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,思想停滯無進步,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。”彼輩或則謂:“二千年來思想,皆為孔學所掩蓋。”或則謂:“二千年來思想,皆為老學所麻醉。”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,或者歸罪於老子。或謂:“二千年來思想界,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。”或則謂:“此二千年來之思想,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‘中古時期’。要之如一丘之貉,非現代之所需。”或則謂:“思想限制於文字,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病,莫如並廢文字,創為羅馬拼音,庶乎有謬。”然待此等宣傳成功,則此等見識,亦將為良弓之藏。繼“文化革命”而起者,有“經濟革命”。彼輩謂:“無論‘政治’與‘學術’,其後面為‘社會形態’所規定。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、學術內容,其先應從事於‘社會經濟形態’之改造。”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,影響及于論史,則曰:“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,皆一‘封建時期’也。二千年來之政治,二千年來之學術,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,所謂‘封建時期’者相協應。”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,故此輩議論,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。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:“國史浩如煙海,我知就我力之所及,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,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,何事此放言高論為!”雖然,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,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,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,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,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。有告之者曰:“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,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。”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,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。或告之曰:“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,皆孔子、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。”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,于孔、老之為人與其所言,固久已鄙薄而弗睹,喑而無知,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,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。或告之曰:“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,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,雖至今猶然,一切病痛盡在是矣。”於是有志于當身現實之革新,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,莫不動色稱道,雖牽鼻而從,有勿悔矣。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,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、覆醬瓶,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。

   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,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,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。就前有諸史言之,《尚書》為最初之史書,然書缺有間,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。其次有《春秋》,為最初之編年史。又其次有《左傳》,以綱羅詳備言,為編年史之進步。然其時則“國之大事,在祀與戎”。祭祀乃常事,常事可以不書,兵戎非常事,故左傳所載,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,後人譏之為“相斫書”焉。又其次為《史記》,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,征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,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、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。又其次為《漢書》,為斷代作史之開始,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,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。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“正史”,繼此而複生“通史”之新要求。於是而有杜佑《通典》,此為“政書”之創作,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,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,不能有此。又繼而有《通鑒》,為編年之新通史。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,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。然如袁氏《通鑒紀事本末》,取材只限於《通鑒》,則貌變而實未變也。於是而有鄭樵《通志》之所謂《二十略》,其歷史眼光,乃超出於政治人物、人事、年月之外。其他如方志,如家譜,如學案,形形色色,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,不勝縷舉。要之自《尚書》下逮《通志》,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敍述。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,與夫內容之差別,可知中國舊史,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。

    自南宋以來,又七百年,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。此因元、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,不願國人之治史。明其間,光輝乍辟,翳霾復興,遂亦不能有所修造。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,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。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,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,乃愈昏昧無準則。前述記誦、考訂、宣傳諸派,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,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。

   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,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。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,而又必具備兩條件: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,明白示人,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;二者應能于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,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。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,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;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,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。此種新通史,其最主要之任務,尤在將國史真態,傳播於國人之前,使曉然瞭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,而油然生其慨想,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。

 

    此種通史,無疑的將以記誦、考訂派之工夫,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。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,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,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。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,而為國人月日流覽之所能通貫。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,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,亦可由此想見矣。

    五 “一部二十四史,從何說起?”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,首必感有此苦。其將效記誦、考訂派之所為乎?則必氾濫而無歸。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?又必空洞而無物。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:首則曰政治制度,次者曰學術思想,又次曰社會經濟。此三者,“社會經濟”為其最下層之基礎,“政治制度”為其最上層之結頂,而“學術思想”則為其中層之幹柱。大體言之,歷史事態,要不出此三者之外。今將輕重先後,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?抑兼羅並包,平等而同視之乎?曰,姑舍此。能近取譬,試設一淺喻。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,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,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。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,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,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。何以故?以音樂家之“個性”與“環境”與“事業”之發展,與運動家不同故;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,又與足球家不同故;一人如此,一民族、一國家亦然。寫國史者,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“個性”之所在,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“環境”與“事業”,而寫出其特殊之“精神”與“面相”。然反言之,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,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。如此則迴圈反復,欲認識一國家、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,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。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、面相之特殊個性,則一也。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?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,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。其他一切飲食、起居、嗜好、信仰,可以無所異於人。若為網球家作年譜,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,則某年音樂大會,其人既無預;某年歌曲比賽,某人又不列。其人者,乃可于音樂史上絕無一面。不僅了不異人,抑且有不如無。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。網球家之生命,不能于音樂史之過程求取。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,竟蹈此弊。

以言政治,求一屢爭不舍、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,如英倫之“大憲章”與“國會”之創新而無有也。又求一轟轟烈烈,明白痛快,如法國“人權大革命”之爆發,而更無有也。則無怪于謂“自秦以來二千年,皆專制黑暗之歷史”矣。以言思想,求一如馬丁路德,明揭“信仰自由”之旗幟,以與羅馬教皇力抗,軒然興起全歐“宗教革命”之巨波,而更無有也。則無怪于謂“自秦以來二千年,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”矣。以言經濟,求一如葛馬、如哥倫布鑿空海外,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;求如今日歐、美社會之光怪陸離,窮富極華之景象,而更不可得。則無怪于謂“自秦以來二千年,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,長夜漫漫,永無旦日”矣。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,莫不謳歌歐、美,力求步驅,其心神之所嚮往在是,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。迷於彼而忘其我,拘於貌而忽其情。反觀祖國,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,我乃一無有。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,乃若一冬蟄之蟲,生氣未絕,活動全失。彼方目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,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、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。故曰:治國史之第一任務,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,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。

    六 凡治史有兩端:一曰求其“異”,二曰求其“同”。何謂求其異?凡某一時代之狀態,有與其先、後時代突然不同者,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“特性”。從兩“狀態”之相異,即兩個“特性”之銜接,而劃分為兩時代。從兩時代之劃分,而看出歷史之“變”。從“變”之傾向,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。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淤,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。此一法也。何謂求其同?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,求出其各“基相”。此各基相相銜接、相連貫而成一整面,此為全史之動態。以各段之“變”,形成一全程之“動”。即以一整體之“動”,而顯出各部分之“變”。于諸異中見一同,即于一同中出諸異。全史之不斷變動,其中宛然有一進程。自其推動向前而言,是謂其民族之“精神”,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。自其到達前程而言,是謂其民族之“文化”,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。此謂求其同。此又一法也。

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,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。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,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。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“學術思想”,例如戰國先秦。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。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“政治制度”,例如秦漢。我即著眼於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為變。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“社會經濟”,例如三國魏晉。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。“變”之所在,即歷史精神之所在,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。而所謂“變”者,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,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。此有明白事證,與人共見,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。故曰: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。革新派言史,每曰“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”云云,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,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、民族無文化也。其然,豈其然?

    七 今於國史,若細心籀其動態,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,即我民族文化常于“和平”中得進展是也。歐洲史每常於“戰爭”中著精神。如火如荼,可歌可泣。劃界限的時期,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。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,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。中國史上,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,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,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。秦末劉、項之亂,可謂例外。明祖崛起,掃除胡塵,光復故土,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。其他如漢末黃巾,乃至黃巢、張獻忠、李自成,全是混亂破壞,只見倒退,無上進。近人治史,頗推洪、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,然此固矣。然洪、楊數十餘年擾亂,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,成就何在?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,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。然中國史之進展,乃常在和平形態下,以舒齊步驟得之。若空洞設譬,中國史如一首詩,西洋史如一本劇。一本劇之各幕,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。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,令人不可劃分。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,而劇曲之在中國,不占地位。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。即以人物作證,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,耶穌死於十字架,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,晨起扶杖逍遙,詠歌自勉。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,其景象不同如此,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。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,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,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。

   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。就政治上言之,秦、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,已為國史辟一奇績。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,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。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。歐、亞、非三洲之疆土,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。僅此中心,尚複有貴族、平民之別。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,蠻族侵入,如以利刃刺其心窩,而帝國全部,即告瓦解。此羅馬立國形態也。秦、漢統一政府,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,征服四周,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,共同參加,以造成一中央。且此四圍,亦更無階級之分。所謂優秀力量者,乃常從社會整體中,自由透露,活潑轉換。因此其建國工作,在中央之締構,而非四周之征服。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,光耀四壁;秦、漢則室之四周,遍懸諸燈,交射互映;故羅馬碎其巨燈,全室即暗,秦、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。因此羅馬民族震鑠于一時,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。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,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澹經營,艱難締構,僅而得之。以近世科學發達,交通便利,美人立國,乃與我差似。如英、法諸邦,則領土雖廣,惟以武力貫徹,猶惴惴懼不終日。此皆羅馬之遺式,非中國之成規也。

   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,不知中國自秦以來,立國規模,廣土眾民,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。故秦始皇始一海內,而李斯、蒙恬之屬,皆以遊士擅政,秦之子弟宗戚,一無預焉。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,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!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,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,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,終以告歇。博士弟子,補郎、補吏,為入仕正軌,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。自此以往,入仕得官,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。“王室”與政府逐步分離,“民眾”與“政府”則逐步接近。政權逐步解放,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,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。綜觀國史,政體演進,約得三級:由封建而躋統一,一也。此在秦、漢完成之。由宗室、外戚、軍人所組成之政府,漸變而為士人政府,二也。此自西漢中葉以下,迄于東漢完成之。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,三也。此在隋、唐兩代完成之。惟其如此,“考試”與“銓選”,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。全國政事付之官吏,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,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。此二者,皆有客觀之法規,為公開的準繩,有皇帝王室代表。所不能搖,宰相政府首領。所不能動者。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,此即《禮運》所謂“天下為公,選賢與能”之旨。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,複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,以服務於國家;再就其服務成績,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。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覬,而秦、漢以下政制,即向此演進。特以國史進程,每于和平中得伸展,昧者不察,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,惟有專制黑暗,不悟政制後面,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。

   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,無憲法。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,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,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,不必泥以求也。中國自秦以來,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,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,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。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,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,使得有參政之機會;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,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,則下情上達,本非無路。晚清革命派,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,固有效矣。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,謂自秦以來,中國惟有專制黑暗,若謂“民無權,國無法”者已二千年之久,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。民國以來,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,終以不切國情,一時未能切實推行。而曆古相傳“考試”與“銓選”之制度,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,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。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,胥乘而起,至今為厲。此不明國史真相,妄肆破壞,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。

  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,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。故欲爭取民權,而保育長養之,亦複自有道。何者?彼我立國規模既別,演進淵源又不同。甲族甲國之所宜,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,其例實多。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,往往發動既難,收拾亦不易,所得不如其所期,而破壞遠過於建設。所以國史常于和平中得進展,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,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,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,以求適合於我國情,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。若複不明國史真相,妄肆破壞,輕言改革,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。

    九 其次請言學術思想。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,擬之歐洲之“中古時期”。然其間有難相比並者。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,以“宗教”為主腦,而中國學術界,則早脫宗教之羈絆。姑以史學言,古者學術統于王官,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。“史”者,乃宗廟職司之一員,故宗教、貴族、學術三者,常相合而不相離。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《春秋》,“其事則齊桓、晉文”皆政治社會實事,不語怪力亂神,故曰: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?”自有孔子,而史學乃始與宗教、貴族二者脫離。然西漢司馬氏尚謂:“文史星曆,近乎卜祝之間,主上以倡優畜之。”此非憤辭,乃實語。漢代太史屬於太常,則為宗廟職司之一員。太樂、太祝、太宰、太卜、太醫與太史,同為太常屬下之六令丞。太樂之下,自有倡優。宗廟祭祠,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。則史學仍統于皇帝、宗廟、鬼神之下。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,發憤為《史記》,自負以續孔子之《春秋》;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,質實而書,無所掩飾。司馬氏不以得罪。及東漢班氏,以非史官,為史下獄,然尋得釋,所草懸為國史。自此以往,中國史學,已完全由皇帝、宗廟下脫出,而為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焉。

    且王官之學,流而為百家,於是“史官”之外,複有“博士”。此二官者,同為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。“史官”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,而“博士官”則為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。博士亦屬太常,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。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為伍,而博士得預聞朝政,出席廷議而見諮詢,則社會新興百家學,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。然自秦以來,占夢、求仙之術,皆得為博士,猶在帝王所好。及漢武聽董仲舒議,罷黜百家,專立《五經》博士,於是博士性質,大見澄清;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,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,所謂“通經致用”,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,在現實政治下應用。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。而博士弟子,遂為入仕惟一正途。於是學術不僅從“宗教”勢力下脫離,並複於“政治”勢力下獨立。自此以往,學術地位,常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,而享有其自由,亦複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。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,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,乃為地上之王國,而非空中之天國也。孔子成《春秋》,前耶穌降生480年。馬遷為《史記》,亦前耶穌降生100年。其時中國政治社會,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,人生之倫理教育,即其“宗教”,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;而羅馬則于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。耶教之推行,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,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,乃折而歸向上帝。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,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,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。政治之任務。若必以中國史相擬,惟三國魏晉之際,統一政府覆亡,社會紛亂,佛教輸入,差為近之。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,以及立國之理論,仍沿兩漢而來。當時帝王卿相,誠心皈依佛教者,非無其人;要之,僧人與佛經,特為人生一旁趨,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為代興。隋唐統一政府複建,其精神淵源,明為孔子、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,而佛教在政治上,則無其指導之地位。西洋所謂“國家建築於宗教之上”之觀感,在中國則絕無其事。繼隋唐統一盛運而起者,有禪宗思想之盛行。禪宗教理,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,其態度路徑,正有相似處。然西洋宗教革命,引起長期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,而中國則無之者,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之本色,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,包攬政治、經濟種種俗世權利於一身,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,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。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,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,則因中國政治社會一切世事,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,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。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,仍從此源頭上演進,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體以後,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。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,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,而中國漢亡以後幸不然?則以羅馬建國,本與漢代精神不同。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,及貴族、軍人腐敗墮落,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。北方蠻族,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薰陶,及其踏破羅馬以後,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,至於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,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。要之,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,乃屬兩個生命,前者已老死,後者未長成,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。至於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,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,乃由常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醞釀、所締造而成此境界。換言之,秦、漢統一,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後,伸展于現實所應有之現象;並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,羅馬民族崛起,仍是兩個生命,不相銜接也。漢代之覆亡,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;而所由締構此政府、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,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。故漢末變亂,特如江上風起,水面波興,而此滔滔江流,不為廢絕。且當時五胡諸蠻族,中國延之入內地者,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,故彼輩雖乘機騷動,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,以澆溉其生機,而浸潤其生命。彼輩之分起迭興,其事乃僅等於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。惟所缺者,在其于中國文化洪流中,究竟澆溉未透、浸潤未深而已。然隋唐統一盛運,仍襲北朝漢化之復興而起。如此言之,則淵源于晚周先秦,遷衍至於秦漢、隋唐,此一脈相沿之學術思想,不能與羅馬覆亡後西洋史上之所謂“中古時期”之教會思想相比,斷斷然矣。

    北宋學術之興起,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,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,實為先秦以後,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。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,更為不倫。元明以下,雖懸程朱經說為取士功令,然不得即目程朱為當時之宗教。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,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。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,並未為政治所嚴格束縛,宗教則更不論矣。

    若謂中國學術,尚未演進于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,故以興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論;此亦不然。中國文化演進,別有其自身之途轍,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于中國之天然地理的學術思想之指導,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。此種和平的大一統,使中國政制常偏重於中央之凝合,而不重於四圍之吞併。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,而不重于富強;常偏於已有之完整,而略於未有之侵獲;對外則曰“昭文德以來之”,對內則曰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。故其為學,常重於人事之協調,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。故西洋近代科學,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,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。中國在已往政治失其統一,社會秩序崩潰,人民精神無可寄託之際,既可接受外來之“宗教”,如魏、晉以下,迄隋、唐初期。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,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,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“科學”?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,即政治稍上軌道,社會稍有秩序,人心稍得安寧是也。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。而我國自晚清以來,政治驟失常軌,社會秩序,人民心理,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盪中。此時難謀科學之發達,而科學乃無發達餘地。論者又倒果為因,謂科學不發達,則政治、社會終無出路。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,妄比之於西洋之中古時期,乃謂非連根剷除中國以往學術之舊傳統,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。彼仍自居為“文藝復興”、“宗教改革”之健者,而不悟史實並不如此。此又不明國史真相,肆意破壞,輕言改革,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。

    十 請再言社會組織。近人率好言中國為“封建社會”,不知其意何居?以政制言,中國自秦以下,即為中央統一之局,其下郡、縣相遷轄,更無世襲之封君,此不足以言“封建”。以學術言,自先秦儒、墨唱始,學術流於民間,既不為貴族世家所獨擅,又不為宗教寺廟所專有。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,既易且廣,而學業即為從政之階梯,白衣卿相,自秦以來即爾。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,是亦不足以言“封建”。若就經濟情況而論,中國雖稱以農立國,然工商業之發展,戰國、秦、漢以來,已有可觀。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,不使有甚貧、甚富之判。又政府獎勵學術,重用士人,西漢之季,遂有“遺子黃金滿籯,不如一經”之語。於是前漢《貨殖》《遊俠》中人,後漢多走入《儒林》《獨行傳》中去。所以家庭溫飽,即從事學問,而一登仕宦,則束身禮義之中。厚積為富,其勢不長,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。井田制既廢,民間田畝得自由買賣,於是而有兼併。然即如前漢封君,亦僅於衣租食稅而止。其封邑與封戶之統治,仍由國家特派官吏。以國家法律而論,封君之興與封戶,實同為國家之公民。後世如佃戶欠租,田主亦惟送官法辦,則佃戶之賣田納租于田主,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,不得目田主為貴族、為封君,目佃戶為農奴、為私屬。土地既非采邑,即難“封建”相擬。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,則又未是。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,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。

   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,乃自“封建貴族”之社會,轉而為“工商資本”之社會者。治中國史者,以為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之一,既不為“工商資本”之社會,是必“貴族封建”之社會無疑。此猶論政制者,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,政體有專制與立憲。此特往時西國學者,自本其已往歷史演變言之。吾人反治國史,見中國有君主,無立憲,以謂是必“君主專制”,僅可有君主,無立憲,而非專制。中國已往社會,亦僅可非封建,非工商,而成一格。何以必削足適履,謂人類歷史演變,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?不知此等分類,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說而已。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,勇於據他人之說,別有存心藉為宣傳,可以勿論;若因而信之,謂國史真相在是,因而肆意破壞,輕言改革,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。

    十一 然則中國社會,自秦以下,其進步何在?曰:亦在於經濟地域之逐漸擴大,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,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。其進程之遲速不論,而其朝此方向演進,則明白無可疑者。若謂其無清楚界限可指,此即我所謂國史于和平中得進展,實與我先民立國規模相副相稱,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徵所在也。

    嘗謂世界群族,其文化演進,主要者不越兩型:一者環地中海之四周,自埃及、巴比倫、愛琴、波斯、希臘、羅馬以漸次波及于歐羅巴之全部,此西方之一型也。一者沿黃河兩岸,以達于海濱,我華夏民族,自虞、夏、商、周以來,漸次展擴以及于長江、遼河、珠江流域,並及於朝鮮、日本、蒙古、西域、青海、西藏、安南、暹羅諸境,此東方之一型也。此二型者,其先限於地勢,東西各不相聞接。西方之一型,於破碎中為分立,為並存,故當務於“力”的戰爭,而競為四圍之戰。東方之一型,於整塊中為圍聚,為相協,故常務於“情”的融和,而專為中心之翕。一則務于國強為並包,一則務于謀安為系延。故西方型文化之進展,其特色在轉換,而東方型文化之進展,其特色則在擴大。轉換者,如後浪之覆前浪,波瀾層疊,後一波湧架於前一波之上,而前一波即歸消失。西洋史之演進,自埃及、巴比倫、波斯以逮希臘、羅馬,翻翻滾滾,其吞咽卷滅于洪濤駭浪、波瀾層疊之下者,已不知其幾國幾族矣。擴大者,如大山聚,群峰奔湊,蜿蜒繚繞,此一帶山脈包裹於又一帶山脈之外,層層圍拱,層層簇聚,而諸峰映帶,共為一體。故中國史之演進,不僅自兩漢而隋、唐,兩宋、明,一脈相沿,繩繩不絕;即環我族而處者,或與我相融和而同化,如遼、金、蒙古、滿洲、西藏、新疆諸族;亦有接受我文化,與我終古相依,如梁甫之于泰山然,則朝鮮、日本、安南之類是也。朝鮮、安南久屬中國而猶得自存,此尤明受中國文化之賜。將西洋史逐層分析,則見其莫非一種“力”的支撐,亦莫非一種“力”的轉換。此力代彼力而起,而社會遂為變形。其文於同一世界中,常有各國並立;東方則每每有即以一國當一世界之感。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為戰爭;而東方則惟求其力於內部自消融,因此每一種力量之存在,常不使其僵化以與他種力量相衝突,而相率投入於更大之同情圈中,卒於溶解消散而不見其存在。我所謂國史于和平中見進展者在此。故西方史常表見為“力量”而東方史則常表見為“情感”。西方史之頓挫,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;其發皇,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生。中國史之隆汙升降,則常在其維繫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。此等情感一且陷於麻木,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繫,而大混亂隨之。中國史上之大混亂,亦與西方史上之“革命”不同。西方史上之革命,多為一種新力量與舊力量之衝突。革命成功,即新力量登臺,社會亦隨之入一新階段。中國史上之混亂,則如江河絕堤,洪水氾濫。氾濫愈廣,力量愈薄,有破壞,無長進。必待複歸故槽,然後再有流力。中國社會,自秦以下,大體即向“力”的解消之途演進。迄于近世,社會各方平流緩進,流量日大,而流速日減。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,常覺我民族之潺緩無力者在此。然我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系,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衝擊,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和也。蓋西方制為列國爭存之局,東方常為融和者,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,而追隨於彼我角力爭勝之場;此已為東方之不得不見遜於西方者矣。抑我之所以為國家社會內部一統情感融和者,方其時,又適值麻痹墮退之際,自清中葉後乾、嘉以來,川、楚、兩粵大亂迭起,洪流四泛之象已成,中國社會本苦無力,又繼之以追隨西方角力爭勝之勢,既不足以對外,乃轉鋒而內向。終於“情”的融和,常此麻木,“力”的長成,遙遙無期。不斷絕堤放壩,使水流不斷氾濫,洪水遍於中國,而國人仍複有沉酣於憑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夢者。此又不明國史真相,應食惡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。

    十二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,有其生力焉,亦有其病態焉。生力者,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推進之根本動力也。病態者,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。人類歷史之演進,常如曲線形之波浪,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。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,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,他時彼降而我升。只橫切一點論之,萬難得其真相。今日治國史者,適見我之驟落,並值彼之突進,意迷神惑,以為我有必落,彼有必進,並以一時之進落為彼、我全部歷史之評價,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,惟求盡廢故常,以希近似于他人之萬一。不知所變者我,能變者亦我,變而成者依然為我。譬之病人,染病者為我,耐病者亦我,脫病而複起者仍我也。一切可變,而“我”不可變。若已無我,認為變者?變而非我,亦何希於變?必有生力,乃可去病。病有其起因,而非生力之謂。若醫者謂:“君病之起,起於君之有生,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”,此為何等醫耶!諱疾拒醫固不當,亦未有因人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者。故治史者,必明生力,明病態。生力自古以長存,病態隨時而忽起。今日之中國,顯為有病,病且殆矣,萬不容諱。然猶有所希冀者,其人雖病,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。若如今人乃僅婉言之,直捷而道,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。凡此皆指“生原”為“病原”之妄說也。

 

    “生原”者,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,而“病原”則發于一時外感之事變。故求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生原者,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;而論當前之病態者,則必辨于近世而審其變。國史綿曆,既四、五千年於茲,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,推原尋因,不能全同。有染稍久者,亦有僅起於當前者。而要言之,國史自隋唐以來,科舉制既興,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,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,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。逆溯中國當前病象,推之最遠,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。究生力必窮之最先,診病況必詳之最後。西人論史,盛誇起文明光昌,而淵源所自,必遠本之於希臘、羅馬。國人捧心效顰,方務於自譴責,而亦一一歸罪於古人,斷獄于唐虞三代之上,貌是而神非,甚矣其不知學也。

    中唐以來之社會,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,而其政治,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。故一“王室”高高在上,而“社會”與“政府”之間,堂階益遠,常易招致“王室”與“政府”之嬌縱與專擅,一也。社會無豪強巨富,雖日趨於平等之境,然貧無賑,弱無保,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,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,二也。政府與民間之所以賴以溝通者,曰惟“科舉”,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,則從事於投選者,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貴與溫飽,三也。此三者,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、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。宋儒講學,即針對此病態而發。然而宋之為病,尚不止於此。宋人不能自解救,而招致蒙古之入主,一切政制,為急劇之退轉,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。明祖崛起草澤,征元政廢弛,罷宰相,尊君權,不知善為藥療,而轉益其病。清人入關,盜憎主人,鉗束猜防,無所不用其極,仍襲明制而加厲。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,統“政府”於“王室”之下,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,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,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。明儒尚承兩宋遺緒,王室專制於上,而士大夫抗爭彌縫于下,君臣常若水火,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系。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,尚足照耀光輝于前古。清人又嚴加摧抑,宋、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。於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,上之為訓詁、考據,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,下之為八股、小楷,惟利祿是趨。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樑遂腐斷,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。中國之倖免於亂者,亦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、誘脅愚弄之力。此稍讀康、雍、乾三朝史略,可以知之。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,而姑以搏一時之安寧。此乃斬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,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。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,而中國政治、社會之百病,遂全部暴露。論者每謂自嘉、道以來,東西勢力相接觸,東方乃相形見拙;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。縱使嘉、道以往,長得閉關自守,海道之局不開,滿洲之治權,仍必顛覆,中國仍必大亂。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,而外邪乘之,其病象遂益錯出。因使庸醫操峻劑,更奏迭前,茫昧而雜投,以互期於一逞,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。

    十三 晚清之季,談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曰“睡獅”,曰“病夫”,此又不知別白之說也。夫“睡”與“病”不同。睡者精力未虧,蹶然興起,猶可及人;病者不然。晚清之季則病也,非睡也。且其病又入膏肓,非輕易所能拔除。異族統治垂三百年,其對我國家、社會、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,固已甚矣。然中國以二千年廣土眾民大一統之局,“王室”為其客觀之最高機關,歷史沿襲既久,則驟變為難。又況自明以來六百年,政府無宰相,“王室”久握獨裁之權,則激變又難。清廷不能不去,王室不能複建,逼使中國不得不為一激劇之變動,以試驗一無準備、無基礎之新政體,而不能更於其間選擇一較緩進、較漸變之路,此為晚清革命之難局,一矣。日本明治維新在此點較中國多獲便宜。天皇一統,于日本歷史及民眾觀念上,並無十分劇變,得漸次引上憲政軌轍。中國政制之劇變,雖幸得冒險渡過,然所嘗苦痛實深。洪憲之稱帝,宣統之復辟,幾許曲折,消損中國前進之精力與元氣者,良不少也。

    且滿清政府,自鹹、同以後,其情況視前已大變。各省督、撫,擅權自專,中央無力駕馭,漸成分裂割據之局。又處五洲棣通形勢之下,政府雖腐敗,猶得憑藉其地位,借外債,買軍火,練新兵,整理交通,加強管轄。遂使腐敗之政權,黑暗之勢力,既得外力之助,又因外患之顧忌,迄未得徹底澄清之機會。革命勢力之起,亦不得不與舊政府下之黑暗勢力相妥協,以順利其進行。革命之結果,僅為舊政權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。於是民國以來,武人弄權,地方割據,日轉增長。內亂層見疊出,斬喪社會之元氣,障礙國家之前進,其間莫非有外力焉為之呼應。此猶人身變病,未先驅解,早服補劑,病根纏綿不去,生機奄息不復。此又為民國以來締構中央統一政權之難局,二矣。

 

    尤難者,不在武人割據之不可鏟滅,而在政治中心勢力之不易產生。滿清末葉,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沒落。革命以還,所揭杆號召者,曰“民主共和”,而實際則去民主之階程尚遠。新中國建設之大業,一時難望於民眾之仔肩。獨裁王室既倒,而不幸當時之中層階級,始從二百餘年長期異族統制下抬頭,八股小楷之素養,升官發財之習氣,淘汰未淨。而革命黨人,則只挾外來“平等”、“自由”、“民權”諸新名詞,一旦于和平處境下加入政府,乃如洪罅之點雪,名號猶是,實質遽化。其名猶曰政黨民權,其實則為結黨爭權。一時中層知識份子,無新無舊,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據勢力之下而互為利用。此輩於前清末葉,既力阻開新之運,又于民國初年,加倍搗亂之功。此蓋滿清長期部族政權統治之智識階級,日愚日腐,而驟遇政治中心大動搖之後所應有之紛擾。然此特一時病態,不得謂此綿曆此數千年文化正統而為其最後之結晶。若果如是,則中國文化亦不能綿曆此數千年之久,而早當於過去歷史中煙消灰滅,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。此又民國以來,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,三也。此一點,日本明治維新較中國又占幾許便宜。日本政權遷禪,自藩府還之天皇,既不如中國變動之劇。而日本在藩府統治下之封建道德,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、守信立節,移之于尊王攘夷,其道為順。中國士大夫立身處世之綱領節目,久已在長期部族統治之猜防壓制、誘協愚弄下變色。油滑、貪污、不負責任,久成滿清末年官場乃至儒林之風氣。一旦政體更革,名為“民主”實則全須士大夫從政者良心自負責任,而中國士大夫無此素養。既昧心禍國,又以“民權”之說委罪卸責。此其病乃深中于士大夫之良心,固非睡獅之喻所能得擬也。

   凡此皆晚近中國之病,而尤其病于士大夫之無識。士大夫無識,乃不見其為病,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為。跳踉叫噪,踴躍憤興,而病乃日滋。於是轉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,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為快。不知今日中國所患,不在於變動之不劇,而在於暫安之難獲。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,而後社會始可以有更生之變。所謂更生之變者,非從於外面為塗飾模擬、矯揉造作之謂,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。而牖啟此種力量之發舒與成長者,“自覺”之精神,較之效法他人之誠摯為尤要。不幸此數十年來,國人士大夫,乃悍於求變,而忽于謀安;果於為率導,而怠於務研尋。又複摻以私心,鼓以戾氣,其趨勢至於最近,乃繼續有加益甚而靡已。藥不對病,乃又為最近百病纏縛之一種根本病也。

    十四 雖然,無傷也。病則深矣重矣,抑病之漸起,遠者在百年、數百年之間,病之劇發,近者在數年、數十年之內。而我民族國家文化潛力之悠久淵深,則遠在四、五千年以上。生機之軋塞鬱勃,終必有其發皇暢遂之一日。而果也,近者以敵國外患之深侵,而國內臻於統一。以一年半之艱苦抗戰,而國人遂漸知“自力更生”之為何事。蓋今日者,數十年乃至百年社會之積病,與夫數千年來民族文化之潛力,乃同時展開於我國人之眼前。值此創劇痛深之際,國人試一番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澹創建之史跡,一棒一條痕,一摑一掌血,必有淵然而思,憬然而悟,愀然而悲,奮然而起者。要之我國家民族之復興,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。此則吾言可懸國門,百世以俟而不惑也。

    茫茫員域,芸芸眾生,我不知其已曆幾何世矣!抑有始終未躋于摶成“民族”之境者;有雖摶成為一民族,而未達創建“國家”之域者;有難摶成一民族,創建一國家,而俯仰已成陳跡,徒供後世史家為鉤稽憑弔之資者;則何與?曰:惟視其“文化”。民族之摶成,國家之創建,胥皆“文化”演進中之一階程也。故民族與國家者,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。舉世民族、國家之形形色色,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,如影隨形,莫能違者。人類苟負有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,則必摶成一民族焉,創建一國家焉,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,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。若其所負文化演進之使命既中輟,則國家可以消失,民族可以離散。故非國家、民族不永命之可慮,而其民族、國家所由產生之“文化”已衰息斷絕,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。環顧斯世,我民族命運之悠久,我國家規模之偉大,可謂絕出寡儔,獨步於古今矣。此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價值之真憑實據也。以數千年民族、國家悠久偉大之憑藉,至於今而始言建國焉,又必以抗戰而始可言建國焉,此何故?曰:惟我今日國人之不肖,文化之墮落故。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,文化之墮落,而猶可言抗戰,猶可以言建國,則以我先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。一民族文化之傳統,皆由其民族自身遷傳數世、數十世、數百世血液所澆灌,精肉所培壅,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,結此民族文化之果,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。若不然,自古可以無亡國滅種之禍,而幸生之族,偷存之國,將充世。是既疑我先民久為幸生、偷存,而我當前之所為抗戰與建國,是不啻仍將效法我先民繼為此幸生而偷存也。非然者,我民族國家之前途,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。我所謂必於我先民國史略有知者,即謂此。是則我言仍可懸國門,百世以俟而不惑也。

    十五 雖然,我之此書,抑不足以任此。昔有宋司馬光,以名世傑出之才,當神宗、王安石銳意變法之際,獨愀然以為未當,退而著史,既獲劉、范諸君子相從扶翼,又得政府之資助,晏居洛陽,設局從事,先後垂二十年而書成,以為可以“資治”,故名曰《資治通鑒》。其書衣缽沾溉於後世,至今不能廢。稍知從事於國史者,恣漁獵焉。自孔子、史公而下,以通史建大業,推司馬氏,豈不偉與!今去司馬氏又千年,史料累積,又十、百倍于司馬氏之時,而世局之紛紜錯綜,則更非司馬氏當時所能相提並論。又加之以人不悅學,士方蔑古,競言“革新”者,謂可以絕無資於鑒往知古之勞;而治史者亦務為割裂穿鑿,以逃世笑。窮不自揆,避地來滇南,深慚偷生無補國難,獨奮私臆,窮教課之餘暇,閉居一室,妄自落筆,歷時一載,成此區區五十萬字。又複蔽帚燕石,妄自珍惜,謂散亡之無日,保藏之難周,朝脫稿,暮付印。欲於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慘澹經營之史跡,幸有當于其萬分之一二。以視往者司馬氏之鄭重其事,古今人度量相越,豈不足以愧殺人耶!抑餘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為割裂穿鑿之業者,必將執吾書之瑕疵,以苛其指摘,嚴其申斥,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、薄通業者之焰,而為國史前途之罪人。抑思之又思之,斷斷無一國人之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,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。亦未有專務於割裂穿鑿,而謂從此可以得我先民國史之大體者。繼自今,國運方新,天相我華,國史必有重光之日,以為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托命。則必有司馬氏其人者出,又必有劉、范諸君子者扶翼之,又必有賢有力者獎成之。而此書雖無當,終亦必有憫其意,悲其遇,知人論世,恕其力之所不逮,許其心之所欲赴。有開必先,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,擁慧而前驅,其為榮又何如耶!因不辭誚笑而卒布之,並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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